《美中经济关系的未来》

阿兰•F•霍尔默大使
美国财政部对华战略经济对话特使

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南京, 2008年11月5日
（非官方翻译）

今天能够来到南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并就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发表演讲，我感到不胜荣幸。

作为中国几个历史时期的首都，南京不仅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对美中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在我离开美国之前，我还与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进行了交谈，他也是霍普金斯—南京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正如在座某些人所知，芮大使在南京出生，在中国长大。当忆及你们这座城市在美中关系的历史地位时，芮大使说，美国驻华外交使团于1928年至1937年和1945年至1949年间设在南京。当美国公使团升级为大使团后，首任美国驻华大使于1935年派驻南京。二战结束后，在1946年，乔治• 马歇尔将军与周恩来又在南京举行会晤，虽然当时美国斡旋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直设在南京直到1949年。

就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正好30年前，两国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预想到了一所研究生院，通过培养未来的领导者来改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这些年轻人不仅要精通彼此的语言，还要能够理解彼此的观点，并致力于平稳有成果的关系。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霍普金斯—南京中心这样的机构。美中两国新一代领导人在这里受教育，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将促进美中关系的繁荣与稳定。

今天，我谈的是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在座各位都是未来的领导者，我希望能激发你们畅想未来，实现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所代表的愿景。

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新一任美国总统面临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也许对于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来说，最具深远影响的经济问题就是能够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 。

两国的经济紧密相连。去年，美中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到世界GDP的30%以上。200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中国GDP的9.5%；中国是美国进口产品的最大供应者。 中国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过去十年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六倍。两国间的投资额也迅猛增长。

但我们的关系绝不仅仅是贸易和投资。从全球金融形势，到国家安全，再到气候变化，美中两国在几乎所有国际问题上的利益都日渐趋同。

虽然在美国有些人将中国视为必须对付或圍堵的威胁，我却相信，采取“交往”政策是与中国成功相处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为美国公司、消费者、生产者、出口者和投资者带来了机会。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同样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

那么，我们未来关系的愿景如何？建立“正确”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在未来，我们的协作能力应该与两国经济业已建立的紧密联系相匹配。在未来，两国人民和领导者在认清各自国家目标和利益的同时，也能有效沟通，增强互信，共同处理误解和危机，尽量扩大共同利益。在未来，两国人民将着眼于我们的共性，我们都从相互间的贸易、投资和不断加深的交流中受益。

这就是我们两国领导人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推动的愿景，也是我们在未来岁月里必须不懈追求的愿景。

金融市场的最新动向

近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动荡更凸显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现在美国所在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也需要国际紧密的协调与合作。美国官员与中国领导者们始终保持紧密联系，也与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保持联系。其中，布什总统与胡主席，保尔森财长与王副总理，财政部副部长麦考密克与中国相关官员始终进行着频繁的通话。这些交谈是成效显著并富有建设性的。我们欢迎胡主席和温总理最近的公开言论，关于中国在当前金融市场动荡中参与全球努力所扮演的建设性的、合作的角色。

一个多星期以后，布什总统将在华盛顿会见包括胡主席在内的18位世界领导人。我们预期这些领导人将讨论金融危机的根源，回顾应对危机的进展，开始拟定改革原则，以确保危机不会重演，责成工作组制定建议以便在下一次峰会上领导人们考虑。我们认为，领导人们也应该讨论当前危机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

此次峰会还提供了一个契机，来讨论如何加强我们对开放、竞争性的经济体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承诺。加强这些资本主义的根本要素，现在是将来也是提高生活水平，确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繁荣的最佳途径。

战略经济对话

鉴于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布什总统和胡主席于2006年9月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SED）。两国元首的特使分别是中国的王副总理和美国的保尔森财长。在对话建立之初，因为两国国内政治变化，很少有人能想到对话能取得多少成功。

事实证明，我们的这种联合机制行之有效，尽管有挑战，我们还是取得重要、具体的成果。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坚持关注中国改革议程和美国利益交汇的政策领域，为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的美中关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有成果。

战略经济对话为应对我们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找到了新的、富有建设性的方法，包括发展失衡、金融稳定、能源安全、环境可持续性、维持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和产品安全等。处理好这些挑战对美中两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建立协作的文化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新的合作习惯，以及同我们在中国的同行协作的文化，贯穿各级经济部门，包括政治和专业人员层面。虽然我们有很长的互动历史，两国人民偶尔还是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相互误解。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我们已采取行动以减少两国间的误解和沟通失误。战略经济对话的设立和持续关注向两国人民表明，美国珍视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我们相信这样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应对当前紧迫的问题

近来，我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频繁密切沟通和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市场的挑战，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在互信基础上的战略经济对话力量和作用。

我们同样致力于在两国国内为开放的经济体维持支持。贸易和投资曾经是美中两国关系的粘合剂，现在却成为关系更紧张的来源。任何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在不断创造更高质量的新工作时，势必面对现实痛苦的工厂倒闭和失业。自由贸易往往惠及整个国家，而失业的影线却更加集中和显著。但如果我们就此归罪于贸易和投资的话，只能为孤立政策煽风点火，这将使两国都更加恶化，牺牲未来就业机会和本可以更高的生活水平。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我们处理了短期和长期的问题，确保经济关系平稳发展，并避免美国国会危害性的、反效果的立法。

我们也着手解决产品安全的问题，这一问题使“中国品牌”受到威胁。去年12月，两国通过战略经济对话达成了两项合作备忘录：一项关于食品和饲料，一项关于药品和医疗器械。我们现在需要加倍努力，共同加强中国的监管和法律体系，帮助中国在生产和销售的每个环节都建立质量体系。本月下旬，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将正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建立办事处，标志着有效的一步。

应对长期的战略性问题

虽然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机制，但两国领导人却也关注应对双边关系中最具有重要性、挑战性 和战略性的问题，那些不仅今年要面对，未来也挥之不去的问题，其中包括管理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保持强劲平稳的经济增长、加强能源安全和环境合作、改革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保持市场对贸易投资的开放、鼓励创新，促进法治和透明度。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保持并增加这些问题上的对话的质量和深度。

保持市场开放

自雷根总统执政的时候，我已经深度参与到国际经济事务中超过25年了——差不多都要赶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了。我吸取的一个最清楚的教训就是，那些自己开放竞争、改革经济、欢迎外国投资的国家让自己的公民受益很多。到另外一国直接投资，诸如设立制造厂或服务公司，是对这个国家经济状况投了最重要的信心票。

这种开放是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最可靠的途径：它提供更好的工作和机会，提高生活水平，让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更低的价格，更低的通胀。这种开放并非是零和游戏，它能提升各方的效率、生产力和竞争力。
没有比中国的经验更好的这一规律的例证。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经济转型之一。

开放的投资

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人和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人，有时会质疑对方国是否真正对投资开放，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六月份的SED发出了一个有力、明确的信号，启动了《美中双边投资条约》谈判。通过这些谈判，我们寻求让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确信，我们两国欢迎投资，并将以公正透明的方式对待对方投资者。我们将更加努力，解决美国在华企业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更好地执行知识产权法律，这将保护这些公司，并在中鼓励国更多的外国投资。与此同时，这也帮助中国继续走上创新型社会，加速经济发展，增强竞争力的道路。

展望未来，我们两国经济的健康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保持各自市场对贸易和投资的开放。

能源和环境合作

经济增长也必须具有可持续性，在经济和环境上都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言，战略经济对话一个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加强我们合作的双边机制，一方面建立一个致力于持续经济发展的新的能源节约模式，另一方面致力于应对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这一框架也为下一届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交往的极为重要平台，可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平衡的经济增长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增加服务业和消费导向，减少对低附加值制造业的依赖，更依赖中国人民的技能和才智，减少对物质输入、自然资源消耗和国外市场需求的依赖。此外，面对贸易伙伴增长变缓，强消费拉动的增长为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最可靠的保障。
我们依旧相信，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包括利率和汇率，将帮助中国实现更和谐均衡增长的目标。同时，战略经济对话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讨论中国汇率政策的论坛；我们高兴的看到从2005年7月以来，中国已经将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超过20%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国也将人民币汇率在贸易加权的基础上充分升值，即对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汇率。虽然我们了解中国的形势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有所变化， 我们依然相信，进一步朝一个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方向移动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的行动将为中国官员提供更多管理经济的有效工具，并为资本向针对国内市场的生产领域再分配提供方便。

金融领域的自由化

在金融领域，中国正在机构展和开放的过程中。最近的全球动荡让我们意识到美国的金融体系需要改革。为了帮助重建市场的信心和力量，美国已经开始实施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专家和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PWG）美国专家制定的报告。金融稳定论坛的建议适用于全球的金融市场，而美国也将实施全部建议。
中国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能够也应该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市场挑战的教训中受益，我们乐于分享。但是如果因为这场动荡，中国政策制定者就错误地放弃了对金融创新的追求，那将很不幸。毕竟，金融创新为中国生产力提高和宏观经济稳定始终非常重要。

结论

2007年2月，当我成为中国以及战略经济对话特使之时，时任副总理的吴仪鼓励我到中国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地区去看看。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在过去18个月内，我有幸访问了沈阳、青海、西安、成都、广州、深圳、香港、和映秀 - 四川省地震震中的一个小镇。我还走访了一些乡村，亲眼目睹了你们在推动和谐、均衡的发展中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我曾特别迫切地渴望走遍你们伟大的国家，因为虽然在中国有大量关于美国的信息，在美国也有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但没有足够的真正的理解，更缺少共同处理我们关系的智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特别愿意今天在这里做演讲，因为我知道，我将和许多美中关系的未来的领导者在一起。我很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也希望你们与我拥有同样的愿景，建立在交往、沟通、信任、共同处理问题、理解和智慧的基础上的关系。

过去两年，在我们两国都看到了变革和动荡的时期：中国和美国政治和政府的变化；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在两国国内在试图把我们的关系推向不利方向人们当中的保护主义趋势。

在这段时间内，战略经济对话提供了一个战略性的、长期， 起稳定作用的论坛和机制，我们能够在两国政府最高层建设性地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所做的工作令人称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话比任何时候都富有成果和内涵。通过战略经济对话，我们成功地建立了合作的文化，应对了诸如金融市场、经济民族主义和产品安全这样的当前紧迫问题，应对我们关系中长期的最重要问题，推动市场开放和投资的政策，签署了《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为重新平衡经济增长和金融行业的现代化而努力。

正如保尔森财长所言，我们希望下一任美国总统将拓展战略经济对话，把美中关系推上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理解，如果要让战略经济对话持续下去，就不应该只是交谈，而必须继续带来具体有形的成果，这是我们所说的在走向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我们期望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下一次战略经济对话能够取得更多的进步，谢谢大家。